2015年度，在南阳市郊某工地发现了菱形图案、菱形连环图案等内容的汉画像石数块。
藏品研究：《牛郎织女》画像石
南阳汉画馆珍藏一块名为《牛郎织女》的一级品画像石，该画像石征集于南阳市白滩，石长186厘米，宽52厘米，厚27厘米，石中部刻一只白虎，它昂首张口，奋足翘尾作奔走状。其头部有两星相连，背部上方有三星相连，嘴下方一星，虎与这些星宿相配合而构成了象征性的西方“白虎星座”。石右一人牵牛奔走，即牛郎。牛郎上方有相连的三星为“河鼓”三星，俗称“牛郎星”。石左下角刻一女子侧身跪坐，当为织女的形象，织女周围有相连的四星，应为织女星（或为“女宿”）。石左上方刻一伏卧状的兔子，兔子周围环绕着相连的七颗星，为 “毕宿”。画像空白处点缀有云气纹。
从画像内容来看，这块牛郎织女画像石显然与后世民间流传的牛郎织女故事有所不同。在画像石上出现了似乎与牛郎织女毫不相干的“白虎星座”与白虎七宿之一的“毕宿”，而且白虎星座还是主体画像，位居画像石正中。其原因应该是在汉代的神话传说中，牛郎与织女相会和生活的地点就在黄河源头和天河相连处的西方，由于白虎星座代表西方天象，所以，汉代人便将白虎星座作为主体画像刻在“牛郎织女”这块画像石上，以此界定牛郎、织女星象在神话视域中的空间方位。至于汉代人把白虎七宿之一的“毕宿”单列出来加以表现，可能是想借助毕宿中那娇小、温顺、令人怜爱的兔子来衬托织女的形象吧。“毕宿”是西方白虎星座七宿之一，因为“毕”是古代用来捕捉兔子等小型动物的一种长柄小网，而毕宿的形状似“毕”，所以，便将兔子的形象刻于毕宿之中，便于普通的观者识别这一星象。牛郎织女画像石上 的“毕宿”只有7颗星，而实际天象中的毕宿共有8颗星，且形状也有差异，显然具有示意性特点。
此画像石是南阳天文汉画像中的珍品之一，它以星象与人物、动物相配的雕刻艺术形式生动地描绘了汉代的“牛郎、织女”神话故事。
“牛郎、织女星”是分别位于银河两岸遥相对应的一对比较明亮的星星，很早就引起了人类的关注。“牛郎星”是河鼓星的民间俗称，由连成一条横线的三颗星组成。织女星由连成三角形的三颗星组成。“牛郎、织女”汉画像石上的“织女”星因为是四颗星相连，与实际天象中的织女星不符，而与北方“玄武星座”七宿之一的“女”宿近似，所以也有学者认为它是“女宿”。由此表明，织女和女宿在汉代可能存在相互混淆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不应盲目归咎于石刻艺人的疏忽或无知，而是由深层次的文化原因造成的。在我国古代天文学发展史上，牛郎、织女和北方玄武星座中的牛、女二宿有着密切的关联，古人在创制二十八宿的初期，虽然牛、女二宿是沿黄道附近的星宿，但不是很显著的星，而牛郎、织女星尤其是牛郎星与牛、女二星的距离较近，所以就会以较明亮的牛郎、织女二星作为替代品。也就是说，牛郎、织女星可能是牛、女二宿的本宿。正因为如此，在古代文献中，两对星宿的名称和职司往往混同，牛郎和牛宿都有“牵牛”星的称谓，织女和女宿都有“主布帛裁制（纺织）”的职司。与此相应，汉画中的牛郎、织女和牛宿、女宿都出现有相同的形象，如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墓壁画中的“北宫玄武”之牛宿就是一人牵一牛的形象，而女宿则是一位侧面跽坐的女子。这里的牛、女二宿与南阳汉画中的牛郎、织女形象基本一样。由此可见，牛、女二宿的名称、形象乃至文化内涵都是从牛郎、织女星那里传承和转借过来的。南阳汉画中的织女星与女宿的混同，显示出了我国古代天文学在早期阶段的原始性特征。
从实际天象看，牛郎织女星与西方白虎七宿的距离很远，不属于一个天空区域，二者不应该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中，但汉画中的天象图不是严格意义的天文学图谱，它具有鲜明的人文特征和神秘的象征性，所以牛郎、织女在天空中的方位主要取决于相关的神话故事，而不是真实的自然星象。所以，南阳汉画中的“牛郎织女”应该属于天文神话的范畴。
牛郎织女神话人物形象，不仅南阳汉画中有，在洛阳、山东和四川等地均可见到，但具体细节各有不同。
洛阳尹屯发现的一座新莽时期的壁画墓，中室墓顶四坡面绘有四宫二十八宿等星象图，其中西坡绘有牛郎织女、白虎星座、双阙等画像。画右下方为牛郎牵一牛，其上方为河鼓三星，但三星之间没有连线。牛后面有一个人身蛇尾形象的神灵；画左下方一女子正面跽坐，当为织女，她双臂左右平伸，其上方是相连成三角形的织女星。织女左边有一白虎，面向织女，作前腿腾空猛扑状。虎身后有二星相连。虎与星象配属应为白虎星座。画像最上面是一对门阙，应是“天门”的象征物。据神话传说，天门位于西方或西北方。整幅画像的空白处填满了云气和星辰。
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祠堂隔梁石底面雕刻有一女子坐在织布机上纺织的形象，当为织女，其头顶上方有相连为三角形的三星应为织女星。织女身后（左边）与织女相对的是上下并列的河鼓三星和牵牛三星（牛郎星）,牛郎的人物形象没有出现。牛郎织女画像的右边为日轮（内有阳乌）、星象、云气和飞鸟等物象。该画像左面还有月轮（内有蟾、兔）、北斗七星等星象。
四川郫县二号石棺盖上面雕刻有以“龙虎戏璧图”为主题的画像，其旁雕刻有牛郎、织女形象。画右为织女，两臂平伸，面向左站立，右手执梭；画左为牛郎牵一牛，正向织女的方向追赶。画像中没有与牛郎、织女相对应的牛郎星和织女星。
尽管三幅画像都有牛郎、织女的形象或星象，但在艺术载体、表现手段、构图布局、人物造型以及画像内容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
洛阳的牛郎织女是彩绘在墓顶内壁，南阳的牛郎织女是雕刻在墓顶盖顶石内面，四川的牛郎织女是雕刻在石棺盖上面，山东的牛郎织女是雕刻在石祠堂的隔梁下面。洛阳尹屯壁画墓中的牛郎、织女是绘画的形式，而其它三地都属于石雕艺术，但三地的雕刻技法又有所不同，南阳和四川的牛郎织女为浅浮雕，山东的牛郎织女是阴线刻。从构图方面看，洛阳壁画墓中的牛郎织女画像最为繁复、饱满，其它三地的牛郎织女画像则相对简洁、疏朗。人物造型方面，牛郎的形象各地比较统一，洛阳、四川与南阳大同小异，其中洛阳与南阳的最为接近。织女的形象各地差别比较大，南阳的织女侧面跽坐，洛阳的织女正面跽坐，四川的织女执梭站立，山东的织女坐在织布机上作纺织状。从画像内容方面看，各地的牛郎织女画像都不是单纯的，南阳的牛郎织女画像正中有白虎星座；四川的牛郎织女是作为龙虎戏璧这一主题画像的陪衬；山东的牛郎织女画像中有日、月和北斗等星象；洛阳的牛郎织女画像内容比较复杂，不仅有白虎星座，还有天门、人身蛇尾的神灵等物象。除了洛阳壁画墓，南阳汉画像石中的牛郎织女画像是最完备的，不仅有牛郎、织女一对神话人物形象，而且有河鼓星和织女星与之相配。山东汉画像石缺少牛郎的形象，四川汉画像石仅有牛郎、织女的人物形象而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星象。总体而言，南阳汉画像石中的牛郎织女与洛阳壁画墓中的牛郎织女最为接近，不论是画像内容还是人物形象。各地汉画中的牛郎织女形象尽管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性差异，但都具备了牛郎织女神话的一些基本特征，由此也表明牛郎织女这一天文神话至迟到两汉就已经在民间普遍流行了。
关于牛郎织女的传说，早在《诗经》中就有记载了，如《小雅·大东》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睆彼牵牛，不以服箱。”牛郎织女神话已经略见雏形。早期的牛郎织女神话是关于天上两位星神之间的恋爱，后来进一步演绎为人神之间的爱情故事，从而使故事情节更加生动，更加具有人情味，并进一步衍生出了七夕乞巧节俗，而这一天文神话故事的转型可能就在秦汉之际。《三辅黄图》记载：秦建都咸阳时，“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 《古诗十九首》云“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札札弄机杼。……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诗中的牛郎织女星神已被拟人化，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岁华纪丽》卷三引《风俗通》云“织女七夕渡河，使鹊为桥。”由此表明，秦汉时期的民间已经有七夕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
《诗经》及其它早期文献中多将“天河”（银河）称作“汉”、“云汉”或“天汉”。由此可以推测“天河”的早期原型应该是“汉水”，所谓的“云汉”和“天汉”即“云中的汉水”和“天上的汉水”。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在汉中称“汉王”，为图吉祥，也曾将汉水比喻为“天河”。因此，牛郎织女神话故事最早应起源于先秦时期的汉水流域。
天河的传说与牛郎织女神话密切相关，古人认为黄河的源头与天河相连接，所以传说有人曾逆河而上，在河源见到了牛郎织女。如《天中记》卷二引《荆楚岁时记》的记载，传说汉武帝时，曾派张骞出使大夏（西域诸国之一，在今阿富汗北部），寻找黄河的源头，张骞乘坐一条木筏子逆水而上，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到达了黄河源头处，而且遇见了正在河边放牛的牛郎与正在屋内织布的织女，织女把一块“支机石”赠给了张骞作为留念。虽然这是虚构的故事，但至少证明了在古人的心目中，牛郎织女就住在黄河的源头与天河相连处的西方某地，从而确定了牛郎织女神话在天象图中的空间方位。
